我在北京大串联

作者：老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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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一开始，我们组织了步行串联，但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失败了，因为女同学们总会有人“腿疼”，实在是走不动，大家只好又返回了农校。

11月上旬末，我们再次北上，不过这一次是到蚌埠坐火车。于是乎臂戴“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袖章，兜里仅揣着一元钱的我，跟着学校的串联队伍来到京浦线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蚌埠火车站。

时下正值串联高峰，成千上万名红卫兵在这里汇集成汹涌的人潮，我夹在其中，脚不沾地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潮涌动，涌入站台，涌向天桥。

这天桥是日军侵华时的旧物，木质结构，且已发朽。人上多了就摇摇晃晃，吱吱作响，偏偏那头的门又是琐住的，上去的人走不掉，这边的人还打着号子拼命往上涌，片刻工夫，桥上的人挤得爆满，有人开始尖叫、嚎哭。

当时我刚刚踩上这边的阶梯，猛见得那头的门轰然断裂，有数百人从断裂处翻滚坠落下去，形成一道人的瀑布，带着惨烈的哀号，桥下顿时堆起了一座人山。

人潮停止了涌动，人们被自己制造的惨象吓呆了……这就是“文革”期间由于红卫兵大串联造成的全国最大的火车站惨案，现场摔死、压死42人（多是豆蔻年华的少女），重伤百人以上。

开过现场追悼会暨“勇救战友表彰会”以后，有关方面紧急调来了红卫兵专列，11月13日，我们总算幸运地搭上了进京的火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人们连挪脚的空隙都没有，行李架上也爬满了人，连厕所都被占据了。

沉重的机车长啸三声。表示了对死难者的哀叹，而后艰难地启动起来。

在我们这节车厢里，一个大龄男子讲述了他参加抢救伤者的故事，有人或真或假地为之抽泣，但这表象的哀伤气氛只是短暂地浮现。眨眼工夫，年轻人的世界就活跃起来，有的人谈起他们造反的壮举，有的人则对着窗外大唱“锦绣河山美如画……”

每节车厢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控制管理，车上供应的面包八分钱可买一块，开水分文不取，生活没有多大问题，所以大家一路过得还算开心。

由于车上的厕所无法使用，通往车门的过道也被过多的人堵死。在济南停车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憋得实在受不了，就由她的学生们帮助从车窗爬出，到站台去找厕所。

回来时刚到窗下，不巧火车突然启动，她急得跳起来大叫，学生们伸着手招呼她快点，她却不知所措，只顾张嘴大哭。火车行进的速度逐渐加快，最终把她丢在了那儿。

一个头戴军帽的小子把脑袋伸出车窗欣赏女教师的不幸，一股风把他的军帽掀落下去，刮到路基上。

 “啊呀！啊呀呀！这是我哥刚从部队带回来的，正牌的军帽呀！”他痛心万分地捂头大叫，又探出手去无济于事地向空中乱抓着，车厢里为他爆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哄笑。

严重超载，并且一路上多次遭人拦截的专列直到15日凌晨才到达永定门车站。

迎接我们的是北京凛冽的寒气和几个冷漠傲岸的接待员，他们抱怨说，北京城里早已人满为患，国家应该下命令停止串联了。

我们由当地的“联络员”引领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在工人体育馆周折了一天，我和其他三百多人终于被安排到了东郊区顺义县的马家营。

大卡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以后，一些军人对我们宣布实行军事化管理，给大家编了班，而后又组成排、连、营，从排长到营长皆由他们担任。

我们住宿在老乡家里，在临时办起的食堂吃饭，一切都是免费的。

每天，大家主要的事情就是按照军人的指令参加军事训练和入城接受检阅的演习，训练时军人们特别厉害，动不动就照肩膀捶人、踢人屁股。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村中池塘全被冻住，老乡的孩子成群地在冰面上打陀螺。

长江以南来的红卫兵大多吃不消这样的气温，几个广州来的大学生最可怜，每次早操他们总是抖作一团，嘴里咯咯咯地打着响牙，大家戏称他们是“电报员”。

马家营的老乡颇为勤劳，每日清晨，他们把马车赶到路上，汇成长长的一串车队，然后打出响鞭向城里进发（去拆北京的城墙）。

每当此时，节奏明快的马蹄声、清脆悦耳的马铃声就组合成一片美妙动人的交响，每当这声音伴随着车队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之中总会有人意气风发地唱上一通“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藉此宣泄心中的感动。

受训期间，我们参观了附近的东郊机场，进城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还去清华大学看了转抄的聂元梓的大字报。

这时她已向“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了火，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尚未倒下，所以在她文章旁边，也有人贴出了与之意见对立的东西。

大字报铺满了清华园。很多人带着干粮和水壶在那里长时间抄录。运动正当如火如荼，北京城里到处是造反派的旗帜和红卫兵的临时营盘，遍地垃圾粪便、污秽狼籍。

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有的地方嫌墙壁不够，还用芦席搭成一道道临时墙壁，专门用来扩大张贴。

到处还会碰上散传单，作演讲的人，一个个激昂慷慨，甚至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所言之事无非是某某“走资派”如何不听毛主席的话。

某某部的一位部长级高官刚刚遭受不测之死。有一份贴在电线杆上的印刷品刊出了他肝脑涂地的照片。更多的印刷品“揭露”他的死因，一方说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一方说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被坏人暗杀了。

11月25日凌晨一点，紧急集合在几分钟后完毕，大家列队在马家营的马路上。营长宣布：“今天上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大军！”

 “毛主席万岁！”满天寒星的夜空回荡起阵阵欢呼，吓得四周树上的乌鸦一片“呱呱”惊噪。

营长又强调了一条纪律：除了吃的和毛主席像章，其他任何金属制品与硬物都不准携带，连钢笔也算在内。排长对每个男子进行了搜身。

此后，大家急行军走到东直门内，等到天亮，又被军用卡车送到东长安街，在那里列队等候着。

这时，与长安街相通的路口、巷口全部封锁，民警站在那里阻挡着行人。仍然不断有红卫兵的队伍开过去，排长告诉我们：这是到天安门广场等着接受检阅的，共有一百万人！

11点后，安装在四面八方建筑物体上的无数个超级高音喇叭骤然传出《东方红》乐曲，一个嘹亮、铿锵而又极端尖锐的语音亢奋地向人们宣告着什么。

虽然听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都绷直了脊骨，队伍自动进入立正姿态。

随即，阅兵仪式开始了，我们12个人列成纵队，相挽着胳膊一致地跨着大步向西走去。

大家半举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不停挥动，一遍连一遍地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赭红色的天安门城墙让人感觉着沉重，远远望去，城楼上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一个挨挤着一个，只有城楼中心部位显得比较宽绰。

接受检阅的队列在军人的控制下很快地走过了金水桥，准许停下来的时候已到达西长安街。

领袖的身影早已远离视角，红卫兵们如梦方醒，有的唏嘘感慨，有的擦抹脸上的涕泪，有的则忘情地喊叫：“我见到毛主席啦！”

一个东北籍的大龄、大个头、丰乳的女孩疯狂地把我的脑袋搂进她乳沟里，一面哭喊一面不断用力，差一点没把我捂死。

回头望去，天安门下仍是人海茫茫一片沸腾，一阵阵“万岁”的声浪依然排山倒海。有些人还想挤回去凑凑热闹，却被营长严令喝止。

此后，我们有组织地撤离了长安街大道。

回到马家营的第二天，营长对大家说：毛主席接见过了，你们该回家了，要把主席的战略思想和首都的革命形势带到全国各地去，好好推动运动的发展。

然后，一网兜馒头和一张车票就把大家打发了。

我们在北京车站候了四天才搭上回去的火车，回到蚌埠已进入了12月份。

这时，这里的造反派打死了人，有人在大街上抬尸游行，闹得一塌糊涂。

在红卫兵接待站门口，我们看到一份国务院的通知，说是由于天冷，中央决定暂停串联，待到明年春天再考虑恢复这一意义深远的革命活动。

据此，接待站也贴出了关门告示。此刻的我，北京的馒头已经吃完，兜里的钱只剩下两个一分硬币，不回家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只好爬上了淮南线的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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